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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测评     |      2019-11-14

冠亚,按照我国传统的《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法,可将敦煌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由于经部、子部、集部的文献大多有传世本可以参照,而史部文献除个别传世史籍的抄本残卷外,绝大部分都是未经前人加工改造的原始档案,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研究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对其进行辑佚、分类、校录、研究,提供系统完备的敦煌文献校录本,以方便学界使用,是敦煌学界的责任和义务。

内容摘要:对其进行辑佚、分类、校录、研究,提供系统完备的敦煌文献校录本,以方便学界使用,是敦煌学界的责任和义务。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之现状敦煌文献发现后,我国学者及时开展了校录整理,如刘复《敦煌掇琐》、陶希圣《唐户籍簿丛辑》、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等,都是当时的代表成果。还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日本学者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山本达郎等学者编著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料集》(5卷)、俄国学者丘古耶夫斯基的《敦煌汉文文书。当务之急是对敦煌文献进行全面普查,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辨伪、定名、缀合、汇校,形成高质量、集大成的敦煌史部文献汇校本,为学界提供一部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那样权威实用的定本,让敦煌文献走出敦煌学的圈子,真正融入学术界。

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必要性

关键词:敦煌文献;文献整理;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

材料的搜集与整理是研究的第一步,只有经过认真整理、辨别的材料,才能真正发挥其研究价值。由于敦煌文献基本上都是写本时代的材料,其文字还没有定型,书手写作的随意性很大,而敦煌史部文献大都是民间书手所写,有些人甚至文化水平很低,所写契约、社文书、账簿、书信等文书中,俗字、别字、错字较多,给使用者造成了很多麻烦。因此,敦煌学研究可以说就是从文献校录整理开始的。

作者简介:

敦煌文献的特殊性导致了对其利用的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客观的研究条件来说,敦煌文献数量巨大,阅读不易。目前统计有近七万个流水号,主要收藏在中、英、法、俄、日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图书馆、博物馆中,有些甚至还在私人手中,学者们基本上无法看全所有敦煌文献。现在,各家馆藏的敦煌文献陆续影印出版,使研究者有了接触图版的机会,但各家馆藏多按流水号记录,编排杂乱,甚至混入一些伪造文献和非敦煌地区出土的文献。所出图版也都是按照各国、各地馆藏的流水号编排,未经整理。皇皇200余册,研究者要全部通读也非易事,且影印本价格昂贵,一般研究者无力购买,即便是一些图书馆也很难全部购买。另一方面,从敦煌文献本身的情况来说,学界认为研读敦煌文献有四大障碍:一是敦煌写本多俗字,辨认不易;二是敦煌文书多俗语词,理解不易;三是敦煌卷子多为佛教文献,领会不易;四是敦煌写本有许多殊异于后世刻本的书写特点,把握不易。这些障碍客观上束缚了研究者对敦煌文献的利用,也限制了敦煌文献研究价值的发挥。

  按照我国传统的《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法,可将敦煌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由于经部、子部、集部的文献大多有传世本可以参照,而史部文献除个别传世史籍的抄本残卷外,绝大部分都是未经前人加工改造的原始档案,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研究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对其进行辑佚、分类、校录、研究,提供系统完备的敦煌文献校录本,以方便学界使用,是敦煌学界的责任和义务。

鉴于上述情况,按比较合理的分类体系重新编排,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总集,做成像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定本”,帮助读者冲破敦煌写卷的束缚和限制,使其不再受残卷、俗字、讹字等情况的困扰,为其创造更好的研究条件和文本保障,使敦煌文献成为各个学科都可以使用的材料,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者的殷切心愿。

  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必要性

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之现状

  材料的搜集与整理是研究的第一步,只有经过认真整理、辨别的材料,才能真正发挥其研究价值。由于敦煌文献基本上都是写本时代的材料,其文字还没有定型,书手写作的随意性很大,而敦煌史部文献大都是民间书手所写,有些人甚至文化水平很低,所写契约、社文书、账簿、书信等文书中,俗字、别字、错字较多,给使用者造成了很多麻烦。因此,敦煌学研究可以说就是从文献校录整理开始的。

敦煌文献发现后,我国学者及时开展了校录整理,如刘复《敦煌掇琐》、陶希圣《唐户籍簿丛辑》、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等,都是当时的代表成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敦煌历史文献的分类校录工作,其中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为代表。还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日本学者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山本达郎等学者编著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料集》、俄国学者丘古耶夫斯基的《敦煌汉文文书》等,都是同时期敦煌历史文献校录整理的典范之作。

  敦煌文献的特殊性导致了对其利用的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客观的研究条件来说,敦煌文献数量巨大,阅读不易。目前统计有近七万个流水号,主要收藏在中、英、法、俄、日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图书馆、博物馆中,有些甚至还在私人手中,学者们基本上无法看全所有敦煌文献。现在,各家馆藏的敦煌文献陆续影印出版,使研究者有了接触图版的机会,但各家馆藏多按流水号记录,编排杂乱,甚至混入一些伪造文献和非敦煌地区出土的文献。所出图版也都是按照各国、各地馆藏的流水号编排,未经整理。皇皇200余册,研究者要全部通读也非易事,且影印本价格昂贵,一般研究者无力购买,即便是一些图书馆也很难全部购买。另一方面,从敦煌文献本身的情况来说,学界认为研读敦煌文献有四大障碍:一是敦煌写本多俗字,辨认不易;二是敦煌文书多俗语词,理解不易;三是敦煌卷子多为佛教文献,领会不易;四是敦煌写本有许多殊异于后世刻本的书写特点,把握不易。这些障碍客观上束缚了研究者对敦煌文献的利用,也限制了敦煌文献研究价值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