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测评

 产品测评     |      2019-11-20

文学与方志之还有一层关系,那便是乡愁。不少地方志对“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动的书写,都有乡土情感的最终依托。由于地方志所记载的主要是“一方之事”,故修志者中,一般都会有乡邦人士参与,有的还是担纲者或主撰者。作为中国地方志中的名家名作,《遵义府志》的主要纂修者郑珍、莫友芝就是遵义人。至于诗人、作家以故乡的“一方之事”来寄寓乡愁者,那就更多了。

新时代的《人民文学》树立起自身独特的表达,文学要进入生动丰繁的现实内部,要以审美的样式呈现文学和发展的规律与旨归。而无论是宏大主题书写还是微观生活描摹,我们从中明见着《人民文学》与作家队伍之间长期保持的坚实信赖关系、持续互补能力和在场倾听效用。

当前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实实在在写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不要说数十年前,就是和数年前相比,各地山川地理、城市和乡村建设、文化开发、交通、通讯、旅游、风俗所发生的改变,都会令人生发出由衷的感慨。一个突出的事实是:作为国家地情资料最权威也最为完备、最具连续性的地方志,即便最新编撰,也已经明显跟不上新时代巨变的节奏。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学反映现实并及时记录“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就变得非常紧迫、必要甚至时尚起来。这样的作品既尊崇以文学方法反映新时代巨变的美学规律,又是对方志记录地方舆地、物产、风俗、传说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可称之为“新方志文学”。

从2017年第9期“莫言新作”的推出到2018年第5期戏曲文学剧本《高粱酒》的刊发,《人民文学》以小说之外的文艺样式向读者推介莫言创作的重要资源——民间文化与民间文艺,莫言不局限于“红高粱家族”既有的设定,将新的民间想象和世情伦理诉诸历史的关节,文本的舞台陈设与人物的动作心神活化一体,文学的影响空间在重重叠叠中愈发开阔。

(作者:杜国景,系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此文系贵州省社科规划办重大委托项目《欧阳黔森创作的历史理性与价值建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GZWT01)

《人民文学》的艺术探索也致力于对文学新人的挖掘扶持。我们往往从年轻人那里最先觉察多元化的格局,各种生活与观念相互碰撞、交织,尚未完全成型的现状、理想及其审视正借由文学抵达其探索的功用,关于人性异化、精神困局等问题的审美情感与智性呈现既昭示着年轻人敏锐的文学自觉,也显露出《人民文学》对青年写作发展的独到眼光和包容心态。2018年,《人民文学》继续设立“90后”栏目,先后刊发小托夫、韵竹、谈衍良三位作者的短篇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人民文学》注意到这批青年作家集体登场,创作风格饶有新趣,作品里时代新人形象层出不穷,于是在2017年以代际命名开设栏目,以便为他们的写作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人民文学》作为国刊之所以未率先设立此类栏目,主要在于对命名产生的局限性始终保持警惕和迟疑,而在这一问题上,《人民文学》已有意识地进行了必要的补白和权衡——

“新方志文学”的命名也许有点标新立异,但类似的说法很早就有。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出来之后,就有人称之为“新方志小说”。还有更多的作品被称为“新方志报告文学”,如前面提到的《城市与人》《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我的天堂》《国色重庆》《城记》《我们这五年》等,它们都关乎地方的前世今生,都是为地方、为故乡立传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如族谱、家谱、志书类的报告文学也已出现不少,被人称为“史志报告文学”。赵渝在谈到史志报告文学的特点时曾说,这样的作品具有新闻性和现实性,可以引导作家从对历史幽深之处的追索和探问开始,最终回到对现实性的关怀上来。而这一点,也是我们对新方志文学充满期待的重要原因。

经由一年的编选打磨,“新时代纪事”已从新栏目的创立演进为一种新文学标尺的设立,新时代的文学事业,关于人的本质命题、价值定位的沉雄思考,作品的书写方向、精神坐标、气象格局等,理应回应激荡的宏大现场,文学未完成的历史建构应存活于以人民为中心、以时代为依凭、以家国为根底、以传统为基础、以世界为参照的场域之中。我们也可从其他延续性板块中觉察这一标尺,李彦《何处不青山》发表于“非虚构”栏目,作品以鲜活事件塑造白求恩纯真率性、满怀激情的丰满个性,医疗队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贡献和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在人性的复杂深邃中散发切实的光辉。“剧本”栏目刊发了步川、李蓬荻的现代戏《方志敏》,对弋阳高腔特点的创造性继承为人物心理的表达提供艺术便利,浓郁的生活气息把读者的情感共鸣不断引向家国大爱,方志敏崇高的革命精神融于剧本文体特色,以鼓为节、调喧音亢的唱词是人心与信仰之歌。此外,2018年《人民文学》以专号的形式于第6期推出“少儿成长主题”,关注新时代孩子的“成”与“长”;又于第8期推出“强军文化主题”,彰显新时代家国气象。

不过,尽管文学与方志有着诸多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仍不能把文学作品直接等同于地方志。两者毕竟属性迥异,且写法不同,成规也不一样。地方志的作用主要是资政、教化、存史,修志是政府行为,要依据法律,由专门机构组织实施。而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与地方志有着完全不同的创作规律与特点。在新时代历史巨变面前,文学尤其能够成为感应的神经、审美的载体。按有关条例规定,修志的周期一般为20年左右。为修志的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地方志滞后于现实变迁乃是不得已的选择。而当老旧的地方志跟不上时代变迁的节奏,新的地方志又暂告阙如的形势下,及时反映新时代历史巨变的职责,就落到了新方志文学的肩上。在这里,对新时代历史巨变的及时反映是新方志文学的价值理性,而历史担当则是它的实践品格。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文学在历史机遇中不断自我革新,成果斐然。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纪念,我们可从文学的帷幕探看复兴的艰辛和坚定圆梦的宏阔征程。时代精神作用于文学风尚,文学与时代一路相伴,一起见证,一同成长,这些,为我们在岁末盘点2018年《人民文学》提供着更为必要而深远的意义向度。

我们知道,关注时代变革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当前,推动文学创作关注现实、反映新时代历史巨变的呼声更为强烈。《人民文学》杂志2017年第12期开始推出的《新时代纪事》栏目,就在这方面立起一面旗帜。栏目不仅发表报告文学类的纪实性作品,也发表长篇小说。其中,欧阳黔森的《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状写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绿色转型;丁佳、陈言的《天之眼》,凌翼的《让候鸟飞吧》,王雄《奔驰的“金火车”》,赵雁《星空并不遥远》,洪放、朱冰峰、许冬林的《领跑者》,郑风淑的《金达莱映红山岗》,范继红的《溢绿园》等,写高科技、高铁、航天、生态文明、科技强军等领域的创新发展,写时代楷模,写城市转型。而长篇小说《海边春秋》放在《新时代纪事》栏目,则是因为作品写了海岛渔村的历史性巨变,“实情和史事、蓝图相融”。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用《新时代纪事》编者的话说,是“诚心诚意进入现实”,是“专注于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需要,写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意蕴和时代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作品并不仅只见于《新时代纪事》栏目,并不只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或长篇小说。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2018年出版的一套20部“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系列长诗,分别以少数民族村寨及特色小镇、古镇的历史变迁为题材,以诗配画的方式讲述贵州儿女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精彩故事,也颇具新方志文学的品格。可以说,从创作观念、写作姿态、创作方法到文体,近年这一类作品一直在引领文学关注现实,书写现实的热情。新方志文学的命名,即是对这类作品美学特征的概括。创造新时代文学的历史,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作品。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文学在历史机遇中不断自我革新,成果斐然。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时代纪事”与新文学标尺检索《人民文学》一年来的选题和栏目策划,深刻的时代渊源和“人”的意义重构勾连起“人民的文学”之内涵,并在原有理念设想与整体建构的基础上不断延展。

对“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的文学性、时代性、连续性、史志性表达,是我对“新方志文学”的一个基本界定。这里的“地方”当然不是地方志所指的狭义的行政区划,而是包括特定的行业或领域在内,如教育、科技、航天等。另外,面对新时代的历史巨变,新方志文学所采用的,也并非狭义的纪实手法,而是包含了叙事、抒情、政论、新闻、口述实录等多种方法,而且文体也比较开放,可包括写新时代巨变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并不单指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

检索《人民文学》一年来的选题和栏目策划,深刻的时代渊源和“人”的意义重构勾连起“人民的文学”之内涵,并在原有理念设想与整体建构的基础上不断延展。“新时代纪事”栏目设立于2017年第12期的《人民文学》。2018年,《人民文学》将“新时代纪事”作为重点栏目,持续传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成就、新风貌、新英雄、新天地,栏目作品紧扣当下现实题材创作、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等重大文学命题,在分享人民的新生活、新感受的同时以文学的视界呈现相关内蕴的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