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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测评     |      2019-11-20

10月17日上午,应商学院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吕冰洋教授在计算机学院二楼217报告厅作了主题为“现代财政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学术报告。商学院相关专业教师以及300多名本科生参加了此次报告会。报告由商学院院长任太增主持。

冠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主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对财政的一个全新定位。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什么样的财政?这是新时期财政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吕冰洋分别围绕“现代财政制度与国家治理”“市场经济中的财政目标”“现代财政制度的职能拓展”“中国财政制度的演变逻辑”“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框架”等五个方面展开阐述,着重介绍了我国现代财政制度和国家管理财政的情况。吕冰洋讲解了财政学的学科定位及其发展的需要,并细致讲解了国家治理和现代治理的概念及两者的区别,强调财政管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吕冰洋提出传统财政学“社会保护”“社会开放”“社会控制”的三个作用,他指出,实现市场经济中的财政目标要完成从经济效率到社会秩序的落实,并认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财政嵌入社会后,政府的目标将重新确立。

财政的地位和功能超出经济范畴

(商学院 王令耀 张紫薇)

把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强调国家在财政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从理论上深化了对财政本质的认识。财政作为国家通过政治权力对公共资源进行汲取、支出和管理的制度安排,既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调整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属性,也有体现国家发展目标和决策行为的政治属性。可以说,财政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但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

从学科发展和理论研究的趋势来看,财政学说作为近代国家学说的组成部分,既是“政治的经济学”,也是“经济的政治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说:“财政乃庶政之母。有政必有财,财为政之资”。但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分科化发展,财政研究的非政治化倾向日益突出。财政研究非政治化的一个理论后果是,西方主流财政学将财政视为单纯的政府经济活动,主要研究政府财政行为对资源配置的经济影响,从而将财政与现实的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分割开来,并最终把与财政问题紧密相关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和政治制度从主流财政理论中剥离了出去。对于财政活动得以发生的政治框架、制度结构以及决策行为的忽略,导致国家这个重要范畴在财政理论研究中消失了,财政成为单纯政府经济行为意义上的狭义财政。对财政的这一狭窄定位,使得对财政功能的探讨局限于应对市场机制所不能解决的公共服务供给和弥补市场失灵等问题,也导致在实践中出现政府与市场关系难以理顺、政府层级事权分割不清、财政管理“碎片化”等现实问题,在理论上则引发质疑甚至否定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模糊认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强调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是对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基础这一根本地位的坚守。这一重要论断不但在理论上突破了西方主流财政学对财政的狭窄限定,深化了对国家在财政活动中主体地位的认识,而且在实践中有利于财政转换功能,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驾护航。反过来,也只有从国家在财政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出发,才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国家治理框架内加快财政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实现市场经济一般运行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对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动选择,国家的主动决策和自我调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显然并非局限于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框架内发挥作用,也并非仅仅发挥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等一般功能,而是承担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保障这一重要功能,支撑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